再论雷发达太和殿上梁“金殿封官”
二十世纪30年代，朱启钤老先生发表了《样式雷考》。这篇被学术界捧为开创样式雷研究专题的开山之作，叙述了样式雷发祥之始祖雷发达参加清王朝宫廷建设，重修太和殿上梁立功，被“金殿封官”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的真伪，是真实故事，还是“故老传闻”，一直争论不休。
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亦无确证，仅凭相关专家的论述观点加以推断分析。纵观多年来的争执，持肯定观点者，坚持雷发达是康熙初年或者说大清初年以艺应募赴京，于康熙八年重修太和殿时上梁立功，被康熙帝敕授营造所长班；持否定观点者说，雷发达于康熙二十二年才与其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赴北，且卒于康熙三十二年，因此他既不可能参加康熙八年的太和殿之役，也不可能参加康熙三十四年重修太和殿，也就不可能有上梁之功。
笔者认同前者的肯定之观点。理由一：持否定观点者的依据是说“雷发达于康熙二十二年以艺应募赴北”，并且说其依据：“是雷发达之堂侄雷金兆撰《雷氏迁居金陵述》记载，康熙元年雷发达为躲避兵火差徭由江西移居金陵，后经‘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才与其堂弟发宣以艺应募赴北。”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把雷金兆的《雷氏迁居金陵述》理解错了，或者说是歪曲了。《雷氏迁居金陵述》中记述的是康熙元年正月，那些“俱南来暂避”的雷家人，包括雷发达在内，聚集在一起“计图反棹”。作为研究“样式雷”的专家、学者，不可能不理解“计图反棹”这一词语的意思，而是有意识地对“计图返棹”视而不顾。又对于样式雷家族的《雷氏族谱》所记述的“本朝康熙初年，我曾祖金玉公（时年四岁）行始来京师，卜居顺天府宛平县海淀之槐树街”，样式雷的后人雷思起撰的《精选择善而从》所记述的“吾族自太高祖，由大清初年自江宁迁至京都之宛平县所属之槐树街”，罔顾不纳。而对于《雷氏迁居金陵述》中，雷金兆记述其父雷发宣“癸亥冬，父以艺应募赴北”，又偏偏有意识地添加上雷发达的名字，说成“康熙二十二年冬（雷发达）才与其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赴北”。稍有分析能力的人一看，这不是歪曲原文的本意又是什么呢？
理由二：朱启钤的《样式雷考》文中说：“时太和殿缺大木，仓猝拆取明陵楠木梁柱充用”。而否定康熙八年太和殿上梁的研究者，除将雷发达应募赴北京的时间篡改为康熙二十二年外，又说按“《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八年太和殿仅修理……非大规模重建，没有上梁典礼。”然而笔者认为，康熙八年太和殿修理，“
理由三：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者们，以《雷金玉碑记》为依据，肯定了雷金玉康熙二十八年在畅春园主殿“九经三事殿”上梁，因表现出色，被康熙帝召见奏对，得到皇帝奖赏，“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赏七品官，食七品俸。”与之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相较，竟然“二者雷同迭次，不免使人疑窦重重”。于是定论说：这是“阴差阳错，张冠李载，把雷金玉的真实业绩，传讹为雷发达的功勋了。”笔者以为这种结论未免有些武断，雷发达的业绩，虽然没有后人的“碑记”，甚至于谱无载。究其原因，只要认真研读《雷氏迁居金陵述》，再将样式雷的《雷氏族谱》与其故乡的《雷氏宗谱》对照，就应该清楚了。从《雷氏迁居金陵述》可知，样式雷家族是从明代末年迁离江西建昌老家的，一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雷金兆撰《雷氏迁居金陵述》时都没有家谱，甚至雷金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史。是“壬辰春”（康熙四十七年即1708年）和“丙申夏”（康熙五十五年即1716年），族叔抄来谱稿，“始知祖居建昌已数百世矣，今居金陵亦三世於兹。”然而仍没有修编自己的族谱，迨到嘉庆十九年（1814），才由雷家瑞返乡参加修谱，此时已距迁出老家近200年了。在建昌老家的《雷氏宗谱》中，自雷玉成以上记述较清楚，以下注“迁金陵”而无载；北京的《雷氏族谱》则自雷金玉以下记载较详细。唯独雷振声、雷发达两代，老家谱不载，因为已经迁出；北京谱又简略不清，可能是因为时隔长久记不清了。且看北京的《雷氏族谱》中：“第四十五世，玉成公之长子振声，字□□，行□□，生、卒、葬，俱无考，娶郭氏，罗氏生一子发达。”对于第四十六世雷发达的记载，比其父振声公稍细一点点，但除了生、卒、葬有载以外，关于行踪、业绩则只字未提。仅凭此就否定雷发达的业绩，恐怕不大公平吧！因此，笔者认同苏品红先生的说法，雷发达康熙八年太和殿上梁，雷金玉康熙二十八年畅春园主殿上梁，完全是两回事。虽说“雷同迭次，使人疑窦重生”，但是这纯属巧合。父子二人上梁的地点不同，时间也不同，相隔二十一年。须知天下巧合的事多着呢，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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