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误区，还原雷发达进京真相
——《雷发达新识》之我见
雷剑义
“样式雷”在中国古建史上，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建筑世家，这已经是世人的共识，毫无疑义了。正是这个伟大而又神奇的建筑世家，吸引着人们广泛的兴趣，对于“样式雷”的家族传承、技艺特色、艺德精神及其影响和意义，自从朱启钤老先生开创了样式雷研究的专题以来，无论是建筑学界的专家、学者，还是非建筑学界的广大社会人士，都纷纷挥毫泼墨，著文抒见，加入“样式雷”建筑世家研究的行列。当前国家的相关单位专门组织了两大研究课题，即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图档及综合研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族谱校释》。笔者是“样式雷”故乡的远房宗亲，且又挂名江西省雷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和样式雷建筑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自然要倍加关注“样式雷”世家的研究。新近拜读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史箴，何蓓洁的《雷发达新识》，颇有不同看法，愿与作者商榷。纵使是班门弄斧，也要一吐为快。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雷发达新识》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总第156期，以下简称《新识》。细读起来，总觉得其通篇文章好象是被“紧箍咒”锁住的一样。虽然列举了一些新证，但最终还是被一个早已定好的调子束缚着。这个调子就是，雷发达只能是“康熙二十二年冬才与其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赴北”，别无其他。因此雷发达就“不可能参加康熙八年太和殿之役，也就不可能有上梁之功。”据《新识》说，定这个调子的根据是“按雷发达堂侄雷金兆撰《雷氏迁居金陵述》记载，康熙元年，雷发达为躲避兵火差徭由江西移居金陵。”这种论调其实是歪曲了《雷氏迁居金陵述》的一种错误论调。《新识》文中也曾经提及到雷氏家族迁居金陵的时间是“明末”，而不是“康熙元年”。这个家族最早进京的人是雷发达，时间是“康熙初年”，而不是康熙二十二年。《新识》的第三部分还特别提到雷思起撰的《精选择善而从》中，记述了“吾族自太高祖，由大清初年自江宁迁至京都之宛平县所属之槐树街”，并且解释说“此太高祖”即“雷发达”。还说，“其《精选择善而从》是篇或有佚缺的笔记……多为家谱不载，弥足珍贵”。可是由于“紧箍咒”的束缚，不能也不敢冲破几十年的老调子。《新识》对于“该笔记仅有一句提到雷发达”的记述，还是弃而不纳，仍然坚持“康熙二十二年，64岁的雷发达‘应募’赴京参加宫苑建设”。因此，依笔者拙见，这篇《新识》其实仍是“旧识”，是已经传承了几十年的，误解了《雷氏迁居金陵述》的错误观点，“老调重弹”而已。笔者这样评说，言词有点尖刻，失礼之处敬请见谅。但最终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样式雷”世家。
几十年来，研究“样式雷”的专家们，都是把雷金兆撰的《雷氏迁居金陵述》
雷金兆的《雷氏迁居金陵述》是记述他的父亲雷发宣“癸亥冬，父以艺应募赴北”，字里行间并没有流露雷发达同行之意。而研究者们又添加雷发达的名字，有意识地甚至强行让雷发达“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冬才与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赴北”。这一年雷发宣38岁，年富力强，而雷发达已是65岁的老人了。康熙二十二年，正走向盛世的清朝皇廷，会接纳一个65岁的老人进宫应役吗？更何况朝廷已经有《题准》：“官员解送匠役……以年老不谙之人塞责者乏俸六个月”。那么谁有这么大胆，敢于顶风作弊呢？而《新识》却用“江南文人叶洮、张然等在古稀之年应募”来自圆其说，这也未免太牵强了。叶洮、张然是当时名噪江南，雷发达是乡间木匠，纵然技艺娴熟，皇廷能闻其名吗？
雷金兆的《雷氏迁居金陵述》中有“诸堂兄弟候补於京师，予弟兄亦忝入於太学”的记述，说明雷发宣于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是带着幼小的儿子进京的。据谱载，当时的金兆12岁，其弟金瑞10岁，幼弟金祥7岁。试想如果没有雷发达先进京，并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有了立脚之地，且有了一定的话语权，雷发宣敢贸然带着幼小的孩子闹京城吗？而且“予弟兄”顺利地进入“太学”就读，容易吗？“诸堂兄弟候补於京师”，是指雷金玉，时年25岁，从小进京跟随父亲，一边读书，一边学习木工，这时已取得“候补州同”身份；雷发达的次子雷金升亦20岁了。可是《新识》却说什么：“其实雷金兆下文强调：‘时……诸堂兄弟候补京师，予弟兄亦忝入於太学’。说明……不仅雷发宣与雷发达同行，子嗣也同往北京求取功名，这对《样式雷考》所言雷发达‘与其堂兄发宣以艺应募赴北京’，无疑是一重要补正。”这真让人莫名其妙，《新识》作者全然不顾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雷氏家族的状况，也无视原文的本意。
关于雷发达首次进京的时间，样式雷家族的《雷氏族谱》中已有明确记载。族谱中雷景修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孟夏的《自叙》说：“本朝康熙初年，我曾祖金玉公行始来京师，卜居顺天府宛平县西直门外海淀之槐树街”。比雷景修更早的雷克修撰于道光七年（1827）的《雷氏支谱》，在《跋》中说：“本朝康熙初年，曾大父（金玉）行始来京师，卜居顺天府宛平县西直门外海淀之槐树街。”二者虽然不住在同一处，（雷克修系雷发达的幼子金鸣之孙，早在嘉靖十四年（1809）自海淀槐树街迁出，别居东直门北新仓），但同样记载着他们的雷氏家族是“康熙初年”始迁北京的。不过，对此记述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雷景修、雷克修所记载的“行始来京师卜居海淀槐树街”的是雷金玉。但是，雷金玉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元年（1662）他才四岁，如何“行始来京师”呢？能离开他的父母吗？说明雷发达首次“应募”进京起码是“康熙元年”，甚至更早些。这就可以联想到前文所说的《新识》文中提到的，雷发达的后人雷思起《精选择善而从》笔记中记述的：“吾族自太高祖，由大清初年自江宁迁至京都之宛平县所属之槐树街”。这个“大清初年”自江宁迁至京都的人，《新识》文中也解释说“此太高祖即雷发达”。然而《新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种记载，真让人想不通。雷发达首次应募进京的时间，史料有明确的记载，却怎么会变成“康熙二十二年才赴北呢”？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康熙二十二年”，无外乎是为了否定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的“故老传闻”（太和殿上梁之说，笔者另有论述）。令人遗憾的是，《新识》一边说“因史料匮乏，后人难有更深入的研究，也鲜有新的成果。”一边又放着仅有的史料不去做更深的研究，罔顾“样式雷”的后人及其族谱的记载，只能是一味地“复述或演绎”前人的老调子，那么《新识》从何而来？
若说“新识”，笔者愿意和大家共同探讨：雷发达一家为什么从江西移居金陵？为什么进入宫廷营造班以后能技艺超群，表现出众？据建昌《雷氏宗谱》记载，早在雷发达的祖上有一位雷本端，系雷发达亲祖雷本庄之弟。明洪武初年，建都南京（当时称应天府），宫廷建筑需要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长的工匠，雷本端“应设于国家”，去了金陵。后来这一支雷氏定居于金陵。迨明末，兵匪战乱，赋税日重，人民离散，地土荒芜，雷发达的爷爷雷玉成为了生计，带领一家人弃家逃向金陵，去投靠远房亲戚。雷玉成一家祖传木匠，连同儿子振声、振宙都有一手好手艺。当时的雷发达还是学徒工。一路上靠帮人做木工来到金陵，暂住了几年之后，由于兵匪战乱，徭役税赋，到处都一样，被累不堪。康熙元年正月，雷家老少聚集一起商议准备船只返回故乡。但是因为种种变故，一直“回乡不果”。雷家人祖传木匠，一家大小个个会木工，在南京以木匠手艺维持生计。他们南京的亲戚也是祖传木匠，而且对于宫廷建筑技术娴熟，经验丰富。雷发达聪慧过人，在亲戚的指点下，皇宫建筑的技术要领熟记在心，尤其是楠木作工程，精雕细琢，无所不通。所以才于清初“以艺应募”去北京，参加清廷的皇宫建设。到了宫廷营造班后，由于他深谙宫廷建设的技术要领，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所以技艺超群，表现出众。遗憾的是，现在南京江宁区找不到雷氏后人。
附：《雷氏迁居金陵述》原文，供研究者们对照验证
雷氏迁居金陵述
本支系江西南康府建昌县千秋岗分派。元延祜初，起龙公移居本县新城乡北山社上社堡地方。公墓葬於北山历有年矣。盖因明末流寇四出，赋税日重，人民离散，地土荒芜。予祖振宙公、伯祖振声公弃儒南来贸易，以应家之差役，遂暂居金陵之石城。国朝定鼎，县经兵火，路當孔道，差徭百出，被累不堪。是以先君发宣公、先伯发宗公於康熙元年正月奉祖母李、伯祖母郭、伯母邹、堂伯发达公、发兴公、发明公、发清公俱南来暂避，计图返棹。乙巳，父娶母氏，乃祥甫吕公次女，亦同县巨族，地名百斛头吕，亦避兵於金陵。至辛亥岁，正欲还乡，不期冬月，先伯发宗公竟卒於南。祖父悲思故土，於乙卯春率眷属西还，值吴逆拒命於荆，阻居皖城数载。不幸，己未夏五月，祖卒於皖。祖妣於次年五月，亦卒於皖。时年大旱，艰苦非常。先君无力奔二柩归乡，合葬於安庆北门外陈家庵之阳，立碑为记。父经两丧，回乡不果。癸亥冬，父以艺应募赴北，仍携眷属复居石城。时伯祖父母、堂伯父母俱卒於金陵，并葬于安德门石子岗之阳。诸堂兄弟候補於京师，予弟兄亦忝入於太学，皆祖父之庇训。甲申冬，父返江宁，已抱老恙，每以不能回乡并祭扫先墓为憾，谓予兄弟曰：“予建昌世族，尚书公后，世代业儒。因遭兵火，流落江左数世矣。观今之势，量不能回，汝等异日當勉为之”。言之不觉泪下。不幸，戊子春，先君竟弃予兄弟长逝。哀哉！痛心疾首，欲奔柩归家，或奔於皖城，奈家口繁重，姻戚牵缠，未遂所愿，只得卜地葬先人於江宁邑小山之阳。壬辰春，堂叔发俸公来南，始抄祖谱大略攜来。丙申夏，堂叔腾胶公复以谱稿见遗，始知祖居建昌已数百世矣。今居金陵，亦三世於兹。已亥春，予书其前由、述其本末，以俟后人知木本水源，亦有所宗焉。
时康熙已亥春正月上元日，裔孙金兆拜述，耳孙声泽等敬书。